走近名师 | 柴彦威：学术为本，创新为先，坚持为贵
（文章原载于“北大城环研会”公众号）
2020年3月17日，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智慧城市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柴彦威教授接受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研究生会的专访，采访围绕城环师长的经历及感悟展开，让我们一起走进柴教授的师者世界。
柴彦威老师在办公室
城环研会记者：您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选择现在的专业？
柴彦威：我的求学经历比较简单，因为我一直在学校。我80年上大学，当时上大学很不容易。我从一个公社的中学毕业，考上西北师大。当时也没有想着学地理，因为我们是理科生，在初中高中都没学过地理。当时想学的是中文，我小时候喜欢看书，想做一个作家，所以对中文感兴趣。但是理科生没法选中文，就选择了物理学，最后被录取在地理系。上了地理系我倒是很喜欢地理，所以后来硕士、博士、博士后一直到现在都是做的地理学，中间没有换过专业。
对地理感兴趣是因为大学期间每学一门课都要去实习，比如说地球概论就是晚上去观测天象、看星星；地质我们学了一年，要去很多地方看岩石、褶皱；基本上各种地貌类型都要去看，兰州那边有沙漠、冰川、第三纪的黄土、丘陵等各种地貌；也去过四川、陕西看地貌、植物和不同的景观。当时是师范的学生，所以我们的部门地理和区域地理学得都非常扎实。经济地理方面学得少一点，但是也有一些机会到兰州的工厂去实习。一到暑假，好多同学都回家了，但我们地理和生物两个专业都会去实习，所以别的同学很羡慕。由于实习可以去看大自然，跟人打交道，不像有些专业，化学啊生物啊，在实验室里面。我相对来讲更愿意到自然去，到野外去，这是我后来喜欢地理学的基本原因。我自己在农村长大，从小上学也在生产队帮着家里干活，就比较喜欢自然。
大学时代主要就是学习。80年代初改革开放，思想上很活跃，对西方的知识如饥似渴。大家又没有过多的经济收入来支持课外活动，当时连电影也看不起。在中学时代，我在一个公社的中学，没多少书看，上了大学有很多书看，除了专业书，也有各种小说、历史书等。所以大学时代读书让我很愉快，我从书中获得了乐趣和营养。
我大学期间每一门课的成绩都很好，毕业留校时各方面的成绩都是前列。当时大学急需要教学的老师，所以我本科毕业就留在大学当老师，84年在西北师大地理系当助教。留校第一年，我边做助教边学了一年英语，第二年考上本校的在职硕士。第二年年末，也就是在职硕士一年级的时候被选拔去日本留学，当时有中日政府互换奖学金，我是拿日本政府的奖学金去留学。我记得每个省就一个名额，我是甘肃省选派的。我们在大连外院学了八个月的日语，然后就去了日本广岛大学，考了人文地理的硕士、博士。
在日本是一个很大的转换。因为在国内学到的知识非常有限，特别是我们是师范院校，以学区域地理的知识为核心，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的基础，也没有做过项目、课题。我们当助教的时候，每天就想着怎么给老师带好实习课、辅导课，自己以后怎么去接这门课，没有任何科研。到日本以后，才真正地开始了我的科研生活。
学术生涯里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我的硕士、博士导师，是一个日本教授，叫森川洋。遇到他以后，我才真正地开始做学问。他的要求很严格，我的选题都必须是他没做过的研究，或者是我们团队师兄师姐以前没做过的研究。我最后选择的是中日城市的比较，并且用的是行为地理学、时间地理学方法，当时在日本也是一个比较新的选题，时间地理学方法也是日本最新的、正在引进的方法。我的导师的团队里后来做时间地理学的只有我一个人。通过这样一个比较系统的调研、写论文、会议发表的训练，我慢慢培养出了做学问的方式。我的学问可以说九成以上受到了我导师的影响，包括怎样培养学生、带团队，包括在学术界怎样成为一个学者、怎样跟学界的朋友交流。
柴彦威老师获得日本广岛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左一，1994）
后来回国也是受到导师的影响。我留学的时候日本还是泡沫经济，回来那会儿日本的泡沫经济刚刚开始崩溃，整个经济、社会还是不错的，我们当时又拿到了博士学位，所以可以在日本找到工作。但我的导师坚决反对我留在日本，也反对我去加拿大，因为有些人会去美国、加拿大或者欧洲做博士后。我导师1987年被张文奎教授请到东北师大做过人文地理学的高级讲座，讲的是中心地理论，他写过很多本中心地理论的著作，他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很多部分还是空白。所以他说，我精心培养你就是为了让你回去建设你们国家，去完善你们国家的人文地理学研究。
柴彦威老师与导师森川洋教授等考察濑户内海（右一，2002）
其实我当时有点不太想回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博士期间学习非常紧张，想在日本做两年博士后，把自己的东西再整理整理，把视野方法再扩展一下，把文章也发表一下。二是收入差距确实非常大，想在日本再挣点钱回来。我在日本的奖学金是一个月十八万日元，当时相当于一万五千元人民币，找到工作的话一个月可以拿三万人民币；回到北大一个月只有八百人民币。但是我导师坚决反对留下来，他就希望我回国效力，但他不了解两边收入的差距。我自己就联系了三个大学，包括北大。北大城环系非常痛快，很快回信说欢迎我。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地方，我就不再犹豫什么了。当时北大说房子很紧张，所以建议我做博士后，国家会分博士后公寓，所以我先做了博士后，博士后两年以后就做了副教授。
回到北大是我另外一个重要的转折。北大是我理想中的大学，学术环境自由包容，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尽管提职称有一定的曲折，副教授当了十年才提上教授，当然刚好碰上北大的改革，国内开始SCI导向等等，因为我是留日的，英文文章相对少，所以会吃点亏。当时也有一些学校想挖我去，但我没去。我觉得北大是做学术最好的一个地方。我这二十多年在北大，就是做感兴趣的东西，没有人给我说“你必须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北大的学术环境宽松，信守承诺，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我后来也没考虑到别的地方去，日本的一个大学让我去做教授，我也没有去。
期间也有人劝我合作开个规划咨询公司，刚回国的时候中关村留学生创业园也找过我，希望我开一个咨询公司之类的，他们政策上有支持，我一直都没有去。
我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会员，曾经作为后备干部，也被建议去竞聘一些岗位，我也婉言拒绝了，因为我想坚持学术的道路。刚留到系里也参加过系主任助理、教研室主任的管理工作，但是后来我也跟王恩涌老师说，我不太想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回国的初心就是要做学术。我跟王恩涌、杨吾扬、胡兆量、周一星等老师都做过很多交流，看到国内人文地理学的一些领域发展得比较缓慢，我也是很着急，想着怎样去加快这些方面。
这是我的整个求学和工作经历。二十多年前我给我们县的学生写过一个小文章，叫《我的人生三步曲》，分别是考上大学、留学日本、执教北大。这是对我人生影响非常大的三个转折。
城环研会记者：您提到，在本科时对地理产生兴趣主要是因为可以接触自然，那么您最终选择人文地理学专业和时间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其间有没有发生什么转折？
柴彦威：我们自然地理学得更多。一是自然地理的部门地理，二是是区域地理四大板块：中国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世界自然地理、世界经济地理。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为了出去做高中地理老师的，所以这些学得非常扎实。当时国内的人文地理比较弱，刚刚开始复兴；我们当时学的经济地理其实就是前苏联的“生产力布局”，城市地理、交通地理、乡村地理都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的基础主要是自然地理，那个时代中国的地理学总体上都是这样。
本科毕业论文的时候，当时全国在编分省区农业地理，我的老师董文朗主编青海农业地理，他就带了我们七八个学生去西宁调查，每个人分一部分，我被分到的是种植业，所以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青海省的种植业发展及布局，是偏农业地理、偏经济地理方面的。
我当助教期间，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地理学危机”：在西方是从“计量革命”走向“后计量革命”的危机；在中国则是对前苏联地理学的批判与反思，走向新地理学。1985年暑假，在北师大办了一个全国人文地理学高级研修班，当时很多著名的老师都来给我们上课，我第一次听到了区位论、计量地理。我们都是理科生，数学比较好，对计量地理很好奇，对杨吾扬老师的讲课印象很深刻。
我还在兰州读研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叫普利高津的，得了诺贝尔奖的，他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大家都在学习。那时流行的是从“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到“新三论”（协同论、耗散结构论和自组织论）。我们对这些东西特别热衷，我是地理系研究生会的学术部长，联系了当时在中科院冰川所的丁德文老师来给我们讲热物理学与耗散结构。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论耗散结构与西北大开发，发表在在《西北青年地理论坛》上，这是一个我们研究生会印刷的文集。现在想起来那时真的是求知若渴，浑身都是力气。
报日本留学志愿的时候，我选的都是经济地理、工业地理和城市地理方面的老师。我当时没想那么清楚，对日本的情况也不熟悉，为了选志愿，专门去了东北师范大学张文奎老师的家里，五个老师都是他给我介绍的。因为当时国内正好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的阶段，所以将来产业怎么发展、城市怎么发展，都是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我自己也是在农村长大的，城市对我来说是一个未知世界，我更加憧憬城市的生活，想了解城市、研究城市。日本又是城市化、工业化走在前端的国家，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做工业地理、城市地理的研究。
硕士阶段我一开始就做中国城市，以兰州为案例做城市土地利用研究。土地利用在日本已经是很老的研究话题，我自己画土地利用图，学习到了不少东西，但土地利用方法这些在学术上不是前沿。所以在硕士阶段我就开始学习时间地理、行为地理，我1989年春天去东京参加日本地理学会的会议，看到他们在讨论时间地理学，我就找到一些书啊文章去看。所以，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就简单使用了时间地理学的概念，画了中国城市单位居民一天的活动路径。
博士阶段以后就有所不同了。第一，我的选题是做中日城市比较，不能只做中国的研究，否则对日本城市的理解和对日本人的研究方法的学习都是不到位的。所以后来我的好多学生出国，我都跟他们讲，不能只做中国的东西，要做国外的调查和比较。我用同样的方法，做了兰州和广岛市民的问卷调查，很有收获。第二，在方法上要先进。所以我就用时间地理学方法，当时在日本大家也都刚开始用。特别是，要做中日城市的直接比较，居民活动空间的比较就很有效。不管日本的城市有多发达，城市形成的机制有多不一样，但每个人还是生活在城市里，一天24小时，上班、购物、接孩子、回家，使用城市的设施和空间；兰州的居民也是如此。我就按照同样的时间地理学方法进行调查、刻画、描述，这样就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比较。
我自己认为我一直是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的，只是偶尔用到了时间地理学方法，可是后来回国投稿的时候，返回来的意见说你先得告诉我们什么是时间地理学。这样，我就写了时间地理学的概念与研究进展的论文，我也到处讲时间地理学；再后来，我拿到了中国城市的时间地理学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就比较系统的学习介绍时间地理学。06年，我乘开会去了时间地理学的故乡--隆德大学。还有一个就是在AAG上见到了当今时间地理学的领军人物Kajsa教授，然后我们一起申请到了合作项目，现在基本上每年都要去瑞典交流。我们北大前年还主办了第三届时间地理学国际会议。
柴彦威老师在北大主办第三届时间地理学国际会议（2018）
城环研会记者：能讲讲您的科研秘诀吗，您认为什么样的素养是一个做科研的人所必须具备的？
柴彦威：第一点：从事学术科研，最初规范的训练非常重要。在日本五年多的学术训练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比如选题，就要看很多文献，一天十多个小时都用来看文献。然后要不断地梳理，比如对某个学科感兴趣，就去梳理某个方向，比如过去20~40年整个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动态。
我当时最想选的是城市化与城市体系，因为国内正红红火火地搞城市化。但是我的导师要求别人选过的和他做过的研究我都不能选。我导师在日本是做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研究的第一人，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所以他不让我做。后来我就选了别的。
选题过程是一个自主的锻炼，老师和整个团队会给你指导，但是需要你自己去选。选题以后要开题，让导师把关。调研都是自主调研，虽然导师会指导，但是数据、作图、软件、分析，都要自己去摸索。每一个阶段都由导师把关，大家提意见，是一个规范的学术研究的过程。博士阶段，一般都是一年投稿一篇。每次的选题都要汇报一次，论文初稿完成了再汇报一次，导师同意后在国内的会议上发表一次，让同行们提提意见，回来就把文章投出去，大概就是这个节奏。
第二点：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我刚回国时，当时我们专业博士毕业的不太愿意留校当老师，留下来的有几个老师后来也去美国或者下海了，因为教师的待遇太差。我也有过一些诱惑，但是我一直坚持的是对学术感兴趣。所以说要想清楚自己想干什么。尽管工资比较低，北大也不会给你什么资助，但是给了你这个平台，基本机制就是申请项目，我的科研模式就是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个基金课题前后五年，这二十几年就过来了。
我的科研基本上都是围绕时间地理、行为地理来展开的，有一个主线。要长期围绕着某一个领域去扎根、去积累，这是科研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题目换来换去，太花哨不行。我博士后进站报告的时候，也有老师说时间地理学听起来是有意思，但有什么用啊，我说有意思就可以了。也有人说我做的东西太学术，太窄了，“学院派”。但是我没有向其他方向扩张，坚持在这条主线上。学术就是要先知先觉，在国家需要你之前就要有一定的准备。不能说国家需要了，你再去做研究，就已经来不及了。
柴彦威老师在会议上的发言
这十年，特别是这五年，随着咱们国家的社会转型，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这方面研究的国家需求明显就开始增加了。未来还有三、四十年的社会转型发展，我觉得行为研究、社会研究会越来越走向前台。
所以，能沿着一个方向“坐冷板凳”，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是很重要的。北大的环境非常好，很自由；国家现在又有很多基金项目，基本上能够让我们的科研持续做下来。
城环研会记者：您认为在从事学术科研时，应该如何发现和确定研究题目呢？比如这次新冠，您是怎么抓住先机成功立项的？能从地理学角度给我们讲解一下您对这次疫情的认识和看法吗？
柴彦威：最近十年我已经在把时空间行为研究引向实践，引向针对国家需求的探索。我做了科技部的一些智慧城市、智慧出行的项目，近几年又做了上海城市体征诊断、北京市东城区网格诊断与预警系统，现在给住建部的城市体检工作做指标体系，给自然资源部做社区生活圈规划的咨询，这些都是我们已经在做的时空间行为的应用探索。
这次发生了这样一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我们就想怎么把时空间行为研究应用到疫情防控上来。因为我们已经在中国的很多城市做了调查研究，积累了一些理论与方法论，但是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常态下的城市状况。在应急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特别是在个人行为的层面，怎么应对这么一个重大突发事件，人们应该如何组织生活、如何防范，以及情绪的引导。
疫情开始不久，阴劼老师、张文佳老师找我组织了一个北大的团队，叫“万众一心战疫情”时空行为小组，很多老师同学踊跃参与，大概有四十来个人。我们收集全国各地的患者的时空行为轨迹的资料，现在已经积累了三千多人的数据，初步搭建了一个平台，也在做初步的分析。我们也跟联通公司的人做过一些交流，给他们写了一个简单的合作项目建议，希望拿到手机信令数据来做跟疫情防控有关的工作。我也给《城市规划》“规划治疫”栏目撰写了“时空间行为视角下的疫情防控”的笔谈论文。作为民主党派，我还给民建北京市委提交了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构建社区安全生活圈的建议报告。这个时候，看到咱们北大社科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专项研究”，我就很自然地想要申请这个项目。学校能自主立项，应国家之所急，我们老师也应该积极一点。很荣幸我们的项目申请能得到认可。这是我们申请阶段的一些背景。
我们要做的第一个方面，是给疫情防控和疫情的扩散研究加入地理学的视角。我们地理学的特点就是研究人的行为在时空间上的特征，比如在区域上，疫情的时空扩散是近域扩散还是等级扩散，刚好同时拿到这个项目的咱们学院的刘涛老师在做类似的工作，做人口迁移、城市体系和疫情传播的关系。我们做的是城市内部，居民的时空行为跟疫情扩散、风险认知和防控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有些机构发布了可视化的可供查询的平台，也有一些时空轨迹的信息，但是总体上我们看来有些轨迹信息发布得不够规范和详细，当然也有隐私的问题，究竟发布到什么程度才合适，对于居民的自主防范有作用，值得研究。
第二，在居民的个体层面怎样防控。疫情防控的一个主战场就在社区，社区既要保障生活，又要疫情防控。居民需要疫情信息，加强风险意识，主动调整行为安排。疫情发生以后，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已经公布了一些确诊病例的时空活动轨迹数据，大家都会去参考。但是，这些数据的质量存在一些问题，标准不统一，时空精度不够，也缺乏一些分析的方法。所以，我们就是想把患者或者密切接触者的时空行为轨迹和变化进行可视化表达与分析，对社区内和社区周边的可能风险区进行标识，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引导居民优化调整自己的日常活动安排。
现在的进展是这样，已有的数据基础是我们收集到的全国3000多个患者的时空轨迹，我们还在继续联系联通公司的数据。项目最核心的数据是在北京的一个社区做调查，关于患者、密切接触者和非患者在疫情期间的行为变化、风险感知、情绪引导方面的调查。虽然疫情还没结束，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联系了一个在社区做疫情防控的公司，开会做了沟通，一起合作。我们也在联系社区，希望社区提供志愿者名单，然后与志愿者签署协议，通过线上的问卷或者深度访谈来调查。我们研究团队前几天开会，做了一个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
柴彦威老师在会议茶歇与同行交流（2019）
城环研会记者：您作为城环的教师，科研任务很繁重，在社会上也有很多职位，是如何平衡这多重身份的工作的？
柴彦威：对于怎样平衡多重身份的问题，我的体会就是要找到兴趣点，并且你觉得这就是你的人生价值所在，然后坚持下去。我们当年的选择比较少，给了一两次机会，我们就会抓住它，并以此为一生的方向。现在大家的选择越来越多，怎么找到感兴趣并愿意为之奋斗一生的东西，这很重要。
要学会拒绝。我对横向项目、会议、评审都会拒掉一些，我愿意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办公室，和学生在一起讨论学术。我总是跟学生说，我们既要“修身”，也要为社会做点什么，给历史留点什么。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就得在学科的发展史里留点什么。我在社会上有一些兼职，主要是地理学会等的学术职位，愿意把时间花在学术交流、学术会议的组织上。
当然也会有一定的“科研疲惫”，总是要去申请项目，要去调查，写文章，带学生，然后又开始下一轮……但是总体上我觉得还好，有不同的学生、不同的问题支撑你做科研。投入到科研中去，就会发现总是还有很多东西是值得研究的，不断有新的东西冒出来，这是维持你走下去的精神支柱。
城环研会记者：您是怎么看待师生关系的？
柴彦威：我对学生比较严格。一是我觉得对学生要尽职尽责，学生就是要去教他怎么做。有时候，因为他没有“悟”到那个分上，说的很多东西他不理解，也是很费劲的。但是我觉得作为老师，这是你的天职。二是要严格要求学生。我对研究生的要求很严格，特别是博士生。比如为了纠正某些研究生的不良作息，我会让其他的研究生看着他每天按时到办公室学习。对每个人要因材施教，跟学生谈心、单独指导，这是必须的。三是团队要有凝聚力，我在日本也学到了一定的带团队的方法。我们3460建立了团队文化，一起做项目，调查，开会，出差，春游，每个同学的生日，迎新，送毕业生……这些活动会让同学们的集体凝聚感更强。我们的研究团队在学术上都会相互帮助，虽然有一定的竞争，但是不会藏着掖着。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我的博士生，90%多都走向了高校，在大学当副教授，我们之间还有很多合作。要把学生培养成我未来的学术同行，其实也是竞争对手，如果能这样长远地看待学生，近期的问题就可以耐心地去克服了。
我带的博士生，有两个评上了北大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现在也在高校。学生是老师事业的延续，你自己搞得再好也就几十年。所以我宁愿花时间和学生在一起。这是我跟学生相处的基本做法。
柴彦威老师带队北大城环学院本科生在日本东京实习（2019）
城环研会记者：您心目中优秀学生的标准是怎样的呢？
柴彦威：总体上来讲，我看中的学生首先是要有科研的爱好，并且能认识到自己想要什么。我的有些学生也是本来不想读博士，但是听了我跟别人的聊天以后突然说要转博。这种情况下要实事求是、语重心长地跟学生讲清楚，运用自己行业的经验去感化学生，这样他就会想清楚这一辈子要做什么。
硕士可能会有各种选择，但是我认为只要上博士，就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我就会把他按照科研工作者培养，要求他具备科研工作者的能力、态度、品质，就不会推荐他去做公务员或者去公司。我希望北大的学生都能成为学术接班人、学科带头人、行业领袖。我有时候会刺激他们，说你们都走了这条自我安稳的“小日子”的道路，那这个国家就没希望了。年轻的时候还是需要老师去引导，大家都是很优秀的金字塔尖的学生，哪怕多一个人参与到尖端的科研领域里，我都是很高兴的。
现在诱惑太多，也是一个事实。有些学生还比较年轻，比较贪玩，只有他真正尝到科研的甜头的时候，他才会自发地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有韧劲的学生不一定要很聪明，有些很聪明的反而不会坚持做科研。
柴彦威老师在会议茶歇与青年学者交流（2019）
城环研会记者：最后，您对我们院的同学有什么期望和忠告吗？
柴彦威：学生的天职就是学习，学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专业的学习，一个是社会的学习。来北大不容易，把课程学好也要花很多时间，毕竟这些知识是你一生中都要去用的。特别是研究生，专业素养的形成非常重要。以主业为主，其他的工作有所选择、有所放弃。我们有个别的学生可能副业太多，还是要把专业的事做好，培养专业的知识体系、思维能力、工作能力。要有理想，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要给这个学科、给历史留点什么。这是我信奉的东西。